国内10月煤炭价格涨幅加大

从该活动的性质来看，背离行为在整体上对过去的判例持一种不同程度的消极性评价态度。

相应地，理论法学尤其是法理学，除了包括关于法（实在法体系）的一般理论，还包括关于民法、刑法、宪法、诉讼法的一般理论，前者就是一般法理学，后者就是特殊法理学。从这个角度讲，尽管像民商法一样，宪法行政法也经常被视作一个词组，但它们所表达的内容完全不同：前者体现的是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后者体现的是授权法与被授权法的关系。

由于实在法只是个抽象概念，它必须被具体化为特定的部门实在法，例如民法、刑法、宪法、诉讼法等，所以应用法学一定会由民法学、刑法学、宪法学、诉讼法学等具体子学科组成。这后一种情形，我说的就是数字法学。[68]当然，如果你认为法学教育体系与法学体系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关联，那么数字法学作为一个法学教育的专业，仍然可能具有教育学上的坚强理由。四、公私法划分为什么是必然的？看到刚才的内容和这部分的题目，很多读者可能会说我又在挑战直觉，因为他们很容易形成一种矛盾的看法：一方面很难接受社会事实这种说法，另一方面又很容易同意公私法的划分只是特定法律文化中的事实。[18]我想，这就是数字法学的支持者最想要的结论。

因此，就必须在内容之外寻找鉴别从D到D的标志或完成以上转变所需的条件。简单说，划分标准不过是在为社会事实洗地。但我的想法非常不同，我认为公私法划分根本不是一种历史的偶然或特定法律文化的产物，它有不可撼动的牢固基础，任何试图挑战这个划分的努力都将被这个基础粉碎。

至少有两种意义的授权：一种是拥有权力的某人或机构，按照一定的方法或程序，将自己的权力授予他人来行使。[14]参见陈景辉：《部门法学的教义化及其限度——法理学在何种意义上有助于部门法学》，《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3期，第77-81页。[3]甚至可能特殊到存在国际法是不是法这一疑问。例如，奥斯丁的法律命令理论就是典型的单一化约论，因为其认为，无论是刑法、民法、宪法还是其他的法律，它们最终都只是主权者的命令。

如果将L设定为一个全新的部门法dn且不违反D，则该情形符合可能性二的第一种理解。在这里，授予行政权力的法律与课予义务的法律开始成为同类，这就是它被前面的讨论遗漏的真正原因。

即使是较有可能被再部门法化的私法，也同样如此。See Joseph Raz, Practical Reason and Norms, 2n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132-134.[61]对这种遗漏的另一种理解，See Matthew Kramer, H. L. A. Hart, Polity, 2018, p.83.[62]See John Gardner, Law as a Leap of Fa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98.[63]See John Gardner, Law as a Leap of Fa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110.[64]See Peter Cane, Public Law in The Concept of Law,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33, No.4(2013), pp.660-662.[65]这就是为何有不少行政法典编撰的支持者认为，行政法典应该被叫作《行政基本法典》或类似名称。聪明的读者应当已经发现，文中有个非常奇怪的地方：我在讨论授予公权力的法律时，只提到了涉及立法权和司法权的法律，[58]明显遗漏了授予行政权的法律，[59]并且毫无疑问，这种法律是典型的公法。[53]除了这些抽象的概念讨论，最近，我从是否具备完备价值的角度，同样证明了私法（民法）具有无需诉诸宪法的独特性，而宪法对于私法的完备价值，不但必须时刻保持尊重，而且还必须予以保护。

显然，实在法体系不是具体实在法规定（法条或判例）的简单联合，而是有着如下双重结构：同类法律规范结合成部门法，多个部门法结合成法体系。而且，它的法学属性也会得到坚实的基础，因为它虽然不像应用法学一样直接作用于法律实践，但会通过应用法学这个中介间接作用于法律实践。[40]结论：同时存在两种无法被化约为单一类型的法律，这不但是经验上的事实，而且是概念上的必然。因此，它是否具有独立部门法的地位，就如同经济法、社会法、环境法曾经经历的一样，需安静等待法律复合体的承认，当然也有可能永远得不到承认。

这个挑战非常彻底，尽管它经常打扮得比较温和：公私法二分当然需要维持，但是……。以上分类在如下方面对照明显：能否用服从或不服从来分别描述与法律一致或不一致的行动。

法律多样性是如下问题的一个答案：不同类型的法律能否被化约为单一类型的法律？另一个答案是，法律并非多样的，因为所有的法律都能被化约为单一类型的法律。但对于关于行政权的法律而言，尽管它如同规定立法权和司法权的法律一样，无疑也是授予权力的法律，但是它不能如同这两类法律一样，无法使用服从与不服从来描述行动与法律之间的关系。

如果将部门法划分设定为一个关于法体系的话题，并且由于其中的法体系只能被理解为实在法体系，即由目前正在生效的本国实在法所组成的国内法（domestic law）体系，以国际法（international law）为对象的国际法学就不是一个跟实在法体系有关的话题，所以它被视为一个无关部门法划分的特例。但尽管那是个使得你的做法无效的挫败，它也不会如同课予义务的法律所作的那样，要求你只能按照规定的义务行事，否则你遭遇的就不是挫败而是惩罚。[42]See H. L. A. Hart, The Concept of Law, 2nd edition, Clarendon Press, 1994, pp.28-29.[43]See H. L. A. Hart, The Concept of Law, 2nd edition, Clarendon Press, 1994, pp.32-33.[44]如果此时再附加上前文所言的私法学者的规范论证或我关于法典化代表完备价值之类的看法，私法的独立性将获得相当坚实的基础。因为在公法之内，宪法与其他法律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区别，也就是说，宪法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法，这并非只是一种法律上的传统，而是某种强大理由所使然的。See H. L. A. Hart, The Concept of Law, 2nd edition, Clarendon Press, 1994, pp.29-32.[60]拉兹从法律作为制度化体系这一看法出发，通过分析规范创设（norm-creating）、规范适用（norm -applying）与规范执行（norm-enforcing），得出了类似的看法。如果你觉得刚才的说法过于复杂，那么我提供一个简单明了的结论：部门法划分只不过是一种传统或习惯做法，跟标准或理由没什么关系。

显然，很多的挑战是轻微的，采用常规的方式就足以应对。因为实在法并不是个单一的概念，而是一套相互关联的概念体系，它们合在一起足以应对大部分的问题。

与国际法学不同，理论法学并不被视为法学中的独特类别，它通常与基于部门法划分得出的法学类型被放在一起，后者就是所谓的应用法学。[47]进而，这些规则使得人们拥有了某些法律权力，他们成为私领域的立法者，如果没有这些规则，他们就只是义务的承担者。

因此，无论新的法律形态L有多重要、多独特，它都不会对公私法划分的基本框架造成冲击，无论L是曾经的经济法、社会法、环境法，还是现在正在被竭力主张的数字法（学），或者未来将出现的某某法（学）。[2]相比较而言，国际法学与人权法学的问题更容易解决，因为它们遵循着完全不同的逻辑。

但情形果真如此吗？现在需要回头关注第一类情形，即被冠以理论法学名号的法理学与法律史学。同理，刑法学=刑法学，宪法学=宪法学，诉讼法学=诉讼法学，等等。尽管如此，这些法律还经常会遭受来自私法的反击：这些为消费者、购买者和劳动者或其他私主体提供的额外保护，是否会毁损私主体的自主能力？是否在提供保护的同时，会使得被给予特殊对待的那一方怠于运用自己的自主能力？这些都不是狗咬吕洞宾式的傲娇，而是公私法划分之楚河汉界的必然要求。然而，这种想法其实颠倒了法律的主要功能与次要功能。

但数字法学不可能是理论法学（法理学），因为它的主张者在它身上寄托了直白的实践任务与现实功能：他们不但希望数字法学能够提供具体法律问题的答案，也希望数字法学能够将数字化给社会、政府甚至人类未来带来的实践难题都一并解决。一个非常明显的理由是：某些法学学科划分的结果，虽然不存在部门法划分上的根据，却被视为法学理所当然的组成部分。

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体是自己将规则适用于自身的。但后一种授权中不存在这个区别，相关的规范或法律与权力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所以这是一种权力的授予（confer）。

连续用了两个如果，说明我的真实想法并非完全如此，但我之所以在从划分标准到社会事实上大费周章，是因为接下来我将主张一种复合型的部门法划分标准：一方面，有理由对实在法作公法与私法的区分，因此公私法划分并不是个社会事实，而是一种规范性要求。[36]一旦承认部门法划分是个事实问题，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就只不过是对它的事后说明而已，是否存在特定部门法根本就不取决于这个所谓的标准，因为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标准。

尽管如此，授予私人权力的法律与授予公共权力的法律，仍不能被直接化约为授予权力的法律这个单一的形态，因为这将像扭曲法律的主要功能与次要功能一样，扭曲这两种法律的不同功能。或者，以下的总结会更清楚：其一，应用法学是针对实在法的，而理论法学是针对应用法学的。如果授予行政权的法律被叫作行政法，那么此处我就是在讨论宪法与行政法的如下关系：除了存在最高法与其他法的区别，宪法与行政法之间还存在其他区别吗？遗漏授予行政权的法律，应该跟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关系。[27]参见陈景辉：《关于宪法学与宪法：对一些批评意见的回应》，《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22年第4期，第61-62页。

除此之外，它还有其他重要的任务，例如改变或添加义务规则以及使裁判成为可能。[46]于是，如果没有这种授予私人权力的规则，社会将失去某些法律所能带来的最重要便利，因为这些规则使得遗嘱的订立、契约的签订、财产的转让，以及其他许多人们可以自由创设的权利义务结构成为可能，而这些权利义务的结构是法律生活的特征。

你看到刚才的文字时，应该立刻就会明白，这是有计划的搁置，而不是真正的漏掉，因为我需要等待讨论时机的成熟。[28]别忘了，前面讲过应用法学的一个性质：它可被分解为对象+理论两个部分，所以民法学=民法学，宪法学=宪法学，等等。

简单说，这两种理解之间的基本区别在于是否有理由维持该部门法划分之基本框架。[27]因此，其实应该这样理解实在法体系，即包括宪法在内的所有部门法结成了一张一体的弹性之网：如果一种情形不属于某一部门法的处理范围，那么它很可能会属于其他部门法的处理范围。